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

前言

布鲁门贝格在书中围绕与真理有关的隐喻，尝试以“范例”而非“体系化”的形式确立一门名为“隐喻学”的学说。他认为自笛卡尔以来，主流哲学一直将清楚明白的“概念”作为哲学唯一合法的基本要素，排除并有意忽视了隐喻性思维和话语。

他否认神话和隐喻的思维会随着科学理性的发展而终结。原因在于，人类对世界的理解总是存在“匮乏”之处需要用“意义”去填充，尽管“填充”的内容会随时代而变化。就此而言，隐喻学与其他隐喻理论的不同在于，它不关注隐喻的形式或机制，而是关注隐喻在人类精神历史中的作用。

他区分了两种隐喻：一种诚如笛卡尔所言是临时的，而另一种处于思想底层结构之中，无法被概念取代，称为“绝对隐喻”。

隐喻的古希腊语由（转移）和（承载）组成

康德认为，类比、隐喻或象征的事物不是基于内容上的相似，其之所以能类比，是出于反思规则上的相似性。

人类始终借助光的意象来比喻真理。如启迪、enlighten等，其意涵或词源都与光相关。隐喻思维作为人类认知的引导性思维，最初帮助人们理解自身及与世界的存在关系，却逐渐“实在化”，成为凝结在思想中，影响和塑造人类精神世界甚至社会生活的思维结构，这种现象被他称为“隐喻实在论”。

光照亮黑暗且不消耗自身，它是“自身不显现的‘使显现’”。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暗是光的包裹物和人认识光的“自然”背景。

“自然即真理”在古代哲学中占据统治地位，具有一种既定的本体论优先性。

拉克坦提乌斯认为，即使哲学家达到了一定的智慧高度，能够理解什么不是真理，却无法说清楚什么是真正的真理，揭露错误已经是哲学家智慧的极限。

虽然借由修辞的装饰能够强化真理被接受的效果，但真理自身并不需要修辞，真理是简单和 “赤裸”的。真理之真就在于褪去掩盖的衣着呈现在我们面前，因此，赤裸真理的隐喻将装扮与矫饰、揭露与欺骗，以及羞耻与神秘感等带有强烈文化色彩意涵的要素带人讨论中。从人类学角度来看，人本身是拒绝直接暴露的生物，而衣饰（修辞、神话和隐喻等）作为间接应对世界的手段，是人保存自身、克服实在性焦虑的方式；在西方文化中，裸露与人的原罪直接相关，“亚当身上的无花果叶是人类文化的第一件证据”，裸露的隐喻随即从身体过渡到心灵。

但是，一旦将衣饰视为某种可以清除、褪去和看穿的东西，那么社会便开始丧失自我理解;赤身面对上帝的状态，人将自身完全交付给神，从而放弃了依靠自我理解来应对的努力。❓

波普尔认为知识在本质上是猜测性的。他将逼真性定义为“真理性内容的不断增加和虚假性内容的不断减少”。

尼采对哥白尼革命和近代宇宙论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断：这是人类“自我贬低”的开始，是对人的尊严、独特性和人在生物序列中的不可替代性丧失了信仰。从隐喻学的角度来看，对现代精神的反对和抵抗必然会诉诸圆形隐喻，使其重新发挥效用，这在尼采的永恒轮回学说中表现得最明显。他不禁感叹，自哥白尼之后，人似乎被置于一个斜坡，越来越快地滑离中心，滑向虚无主义。在太阳系一颗逼远的星体上，一些聪明的野兽发明了认知，这是整个世界历史最做慢和虚假的时刻；但在自然呼吸了几下后，这颗星随即冷却和凝结了，聪明的野兽不得不死去。 尼采遵循对真理的传统理解，将纯粹真理视为物自体，他在表述隐喻时说，对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或者恰当表述的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对语言创造者而言，作为纯粹真理定 义的物自体是完全不可理解的。“语言的创造者只是指明了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关系，他运用了最大胆的隐喻。•••数量不定的隐喻、转喻和拟人，简而言之就是已经被诗歌和修辞所强化、转移和修饰的人类关系的总和，经过长时间使用，它们己经成为对一个民族有约束力的固定准则。真理是我们已经忘记其为幻觉的幻觉，是已经用旧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已经抹去了浮饰、现在已经不被当作硬币而被视为金属的硬币。

导言

按照笛卡尔所定义的哲学“最终形态”，纳入判断中的一切事物都要有清晰性和明确性，因此譬喻性的言说方式只是“人的心灵匆匆地赶在了应担负的责任之前”。一旦达到了最终状态，研究概念史就不再有任何价值。 维柯最先认识到这条原则摧毁了历史，他提出了“想象的逻辑”与之对抗。维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真理即是创造”，笛卡尔所要求的清晰性和明确性只保留在造物主的洞见与其创造物的关系中，留给凡人的并非“清晰性”，而是只剩下他自己创造的东西，即人类“想象的世界”。 隐喻在古代一直局限在修辞术中，它只是被作为达成陈述“效果”的手段。